资料整理泉源于：网络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共130卷(后附《舆地要览》4卷)，约280万字，综观全书有如下特点：一、选材恰当，体裁新颖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选取质料与一般地志差别。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、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，而游观诗词则大多“汰去之”。

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。接着，以114卷之多，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，分叙其四至八到、建置沿革、方位、奇迹、山川、城镇、关口、驿站等内容。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，附系于各种地名地物之下。

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。随后，以6卷记述“川渎异同”，作为“昭九州之脉络”。

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“分野”，作天地对应，有“俯察仰观之义”。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，以地理为纬；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，朝代为目，全书经纬交织，纲目明白，且自作自注，叙述生动，结构严谨，读之趣味无穷。二、具有浓重的军事地理色彩。顾祖禹著述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，固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。

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使用山川形势险要，未能记着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，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，在书中着重叙述州域形势、山川险隘、关塞攻守，引证史事，推论成败得失，“以古今之史，质之以方舆”。详细纪录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情况的关系，而对胜景奇迹的纪录则相对简朴得多。

不仅前面9卷专门叙述历代州域形势，而且每省每府均以领土、山川险要、形势得失开端。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，皆有总序一篇举行叙述。《历代州域形势》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，险些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。

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，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职位和价值。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。地形对于兵家，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，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。

只有先知地利，才气行军，加上“乡导”的资助，“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”。这正是他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，对于地理情况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。难怪张之洞认为“此书专为兵事而作，意不在地理考证。

”梁启超也认为，“景范之书，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”。三、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。

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，始终贯串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附属条件，而决议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。因为“阴阳无常位、寒暑无常时、险易无常处”。

虽是“金城汤池”之故，若“不得其人以守之”，连同“培塿之丘”、“泛滥之水”都不如。如若用人恰当，纵使“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”。

也就是说，决议战争胜负的原因，地理形势虽然重要，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。在叙述历代国都的变化和原因时，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议的，并非阵势险固决议一切。

首先，国都的选择与其时的形势有关，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，而到彼时则纷歧定适于建都，其次，是否适合建都不光要看阵势是否险固，攻守是否有利，而且要看交通是否利便，生产是否蓬勃，对敌斗争是否有利。由于建都的种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，不能单纯思量山川阵势。他的这种看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基本上是切合的。

四、注重经世致用，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。顾祖禹认为：舆地之书不光要纪录历代领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，而且还要包罗河渠、食货、屯田、马政、盐铁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。当他开始撰写时简直对此十分重视，但厥后由于种种原因，原稿多有散佚，加上“病侵事扰”，顾不上补缀，但其简陋亦能“错见于篇中”。不外他在叙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，只管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，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，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，相互精密融汇。

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，无关的少写，详人之所略，略人之所详，这也是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。由于黄河之患向来不止，直接对国计民生发生不良影响，因此，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，以留给后人借鉴。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目标。

认为“以堤束水，借水攻沙，为以水治水之良法，切要而不行易也。”（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126）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。此外，书中对漕运的纪录也十分重视。

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，因为“天下大命，实系于此”。但他阻挡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黎民生命产业于掉臂的看法。在《川渎异同》中，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，叙述漕运和海运，又在有关州县下，详细纪录运河的闸、坝、堤防和济运诸泉。此外，对于明代农业经济生长较快的苏松地域，以及扬州、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职位，书中都一一作了纪录。

同时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于农田水利的兴废、交通门路的变迁、城邑镇市的盛衰，都详略恰当地有所纪录。由此可见，不光对于军事地理、沿革地理方面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有十分重要的记述，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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